明朝占星师:蝴蝶效应(一)

蝴蝶效应

在中国历代王朝的创建者里,朱元璋是很特别的一位,特别在于他的出身。放牛娃出身,做过长工,当过和尚。穷点不是啥大问题,甚至是优点,长期扎根基层,了解人民群众疾苦。所以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,老朱有露脸的时候,通常形像都还是蛮正面的。

但问题是,老朱家太穷了。

朱元璋苦逼的人生,对他的人生观产生了严重的影响。他从小吃不饱,眼睁睁看着父母兄弟饿死。他亲眼目睹官吏贪赃枉法,不顾人民死活,所以他憎恨贪官。他觉得当官就是为人民服务的,是公仆,不是来享受的。

除了憎恨贪官,朱元璋还打心底厌恶那些文人和商人。他的大半生,已经定格在“种田、放牛、当和尚、打仗”上面了。鲜衣怒马,风花雪月,这种高富帅的生活,几乎没有与他的人生发生交集,直到后来的排斥与厌恶。在他的人生华丽的完成了屌丝到皇帝的逆袭之后,坐在龙椅上,充斥他往昔记忆的,还是那些散发着泥土芬芳的田野,那些新鲜的热腾腾的牛粪,或许还有那些白净水灵的村姑妹子!

找老婆,还是得找那样的啊!能持家,能生儿子,不吵不闹,就够了。

所以,老朱留下祖训,明朝的皇帝、亲王,都不许娶大臣的女儿。从根源上断绝大臣与皇家结亲,出现内外勾结的事情。终明一朝,从来没有出现过外戚干政。主要是老丈人家都是贫下中农,顶多也就是个小公务员,没势力,也没能力。一朝女儿伴在君王侧,拿点银子花花,再弄个一官半职,也就知足了。至于干预朝政,就算有那个想法,也没那个能力。

明朝三百年,真是做到了后妃莫问出处。整个明朝,除成明成祖朱棣的徐皇后出身显赫之外,其它后妃宫嫔,都以是选秀女方式,从民间平民百姓或低级官员家选取。

明朝选皇后,选妃子,首重德。这个德,按明朝的标准,就是勤勤恳恳,话到嘴边想三分,行事低调不张扬。至于漂不漂亮,无关紧要,甚至是要扣分的。皇帝也是要接受包办婚姻的,娶什么样的老婆,由不得自己。长得太漂亮,估计连皇帝的面都见不着,就被一帮太监宫女投了反对票。这可是给皇帝选老婆,你选个大美女送过去,是想媚惑皇帝,让他沉迷女色么?

皇帝可不是个轻松的职业,职位过于热门,竞争压力大。每天上班超过八小时,全年无休。除了学历之外,有一副能承受高强度工作的好身板也是必要条件。每晚XXOO,身体又不是铁打的,哪能吃得消。家国天下,皇帝得为了江山社稷,必须每天超负荷的工作。

按这样一套“政治正确”的标准筛选下来,在明朝当个皇帝也真够悲摧的,君临天下,富有四海,每天上班被大臣们骂,下班了想儿女情长一下,结果……怎么说呢,那感觉,就是你好不容易看完了《新闻联播》,终于可以换台了,怀着看《非诚勿扰》的期待扑过去,尼玛,原来是《晚间新闻》。

朱由检,我们一般叫他崇祯。

作为明朝最后一位皇帝,在找老婆这件事情上,崇祯是幸运的。他除了有个贤良淑德的大老婆——周皇后,还有个貌美如花而且精通音乐的小老婆,也就是卓怀王的母亲田贵妃。

美女,对明朝皇帝的老婆这个群体,绝对是稀有动物。田贵妃是当之无愧的美女,不光是美貌,她还拥有那个时代女性少有的才艺。因为,她有一个很特别的出身——扬州瘦马!

历史上扬州的美女,大多出自于后来名满天下的“扬州瘦马”。扬州处于长江与淮河的交汇之处,景色宜人,气候温和。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在这种潮润暖糯气候滋养下,扬州的女性也生得温婉动人,柔情似水。

田贵妃,名叫田秀英。她出身青楼,青楼并不是一个很上流的地方,但也不是一个很下流的地方。不要听到青楼,就想到怡红院之类。青楼除了卖身,卖艺才是主业。在那个没有电影,没有网络游戏,夜生活贫乏地时代,青楼肩负着丰富广大人民群众娱乐生活的历史重任。

青楼按现在的观念来看,更多的是娱乐业。但田贵妃的这个出身,终究不是一个很体面的事情。不过,没有关系,这里是明朝!

多年以后,崇祯接过哥哥的皇位,登上风雨飘摇的大明权力峰顶,怀里搂着如花似玉的小老婆。忍不住问了心里一个多年的疑问。

崇祯:“听说你们娱乐圈很乱”?

田贵妃:“嗯”!

崇祯:“听说还有潜规则”?

田贵妃:“……“

崇祯:“呃……你没有被潜吧”?

田贵妃涨红了脸,轻咬着嘴唇,顿了顿:“没有”。

(待续)

清朝占星杀人事件

自从朱元璋这个浓眉大眼的家伙叛变革命之后,明教一帮兄弟们心灰意冷,多半就此隐姓埋名,不再过问江湖事。

直到三百年后,有一个人,决定做一件大事。为明教保留一点薪火传承。

这是康熙五年,公元1666年。

目标——紫禁城!
敌人——汤若望!

而他,只是一介布衣。早在崇祯十年,他就曾经抬着棺材,以必死之心上书弹劾中央办公厅主任温体仁。结局是被打得屁股开花,然后流放到东北冰天雪地里。直到后来温体仁倒台,才得以回到故乡。

他,叫杨光先。这一回,他依然只是一介布衣。但他有默罕默德的荣光照耀。

汤若望

汤若望,生于德国科隆。受利玛窦等传教士的影响,决心要成为他们那样胸怀远大理想的人,到东方传播主的荣光。1618年,他孤身一人,从欧洲远渡重洋来到中国,只为了心中的信仰,传递福音,救赎世人。

两个人,为了各自的信仰,终将猛烈的碰撞在一起。这场决战的硝烟,很多年以后,依然在华夏大地上飘摇不散。

有人信仰耶稣,有人信仰真主。但桀骜的中国人并不愿匍匐在神灵的脚下,中国人相信天道循环,可以测度。西方君主讲君权神授,而中国皇帝讲奉天承运。

为了更好的的与中国统治者交流,汤若望找到一个通道。并借此获得中国皇帝的信任,大力在中国传播天主教。这就是帮助中国人修定历法。

大统历

在西方,政教合一。在中国,天人合一。皇帝是天子,观察星相,窥测上天,从来就是一项严肃的政治工作。修定历法,是推演天体运行,预测王朝兴衰的大事。但由于朱元璋禁止民间私习天文,研究历法。导致从元朝继承而来的《大统历》,经历两百多年的使用而无人修正,已经出现很多误差。

这给了汤若望机会,他带到中国来的,除了天主教义,还有欧洲天文学 。只可惜,他费尽心血修成历书,还没来得及呈给崇祯皇帝,明朝就要亡了!

有信仰的人,是不会被任何困难吓倒的。清兵入城的那天晚上,汤若望没有逃。他守护着珍贵的天文仪器和图书资料,冒死给摄政王多尔衮上书,请求留下来继续自己的工作。

“新朝定鼎,天运已新”,新王朝迫切需要准确观测天象,颁布历法,向天下人证明自己的正统。多尔衮对错漏百出的旧历非常不满,“其预测上不合天象,下不应地事”。

1644年9月1日,汤若望与坚持大统历、回回历的人,在观象台展开较量,分秒不差的预测了当天的日食。多尔衮于是让汤若望从此执掌钦天监。汤若望编的历书也终于得到重用,定名《时宪历》,被清朝颁布天下。

观象授时

钦天监在清朝,除了修定历法,还负责为皇家占星。这是一个政治地位和风险都同样高的工作。

回回历在历法标准之争中的落败,同时由于汤若望大力发展天主教徒。让身为穆斯林的杨光先,对汤若望及其天主教势力,充满了憎恨。

伊斯兰

顺治帝在位时,汤若望深得皇帝信任,杨光先的几次攻击都没有得手。直到顺治驾崩,杨光先终于等来机会,决定对失去后台的汤若望发起致命一击!他上疏历数汤若望西洋新历的十大罪状。其中最重要的一条,就是为顺治早夭的儿子荣亲王所选下葬时辰不吉。

罗盘

西洋星相,邪魔外道,“山向、日月俱犯忌杀”。下葬后,孩子的父母顺治帝和董鄂妃接连离世。这是致人于死地的杀招。刀过,人头落地。钦天监中支持汤若望的五位官员被凌迟处死。汤若望因与孝庄太皇太后私交深厚,虽免一死,但经过这一番打击,不久就在悲伤和绝望中离开了人世。

汤若望墓

杨光先实现了他的愿望, 搬倒了汤若望,以回回历取代西洋历法。但在这场表面是星相观测之争,实为政治倾轧的决战中,他落在了鳌拜的棋盘上。

鳌拜

鳌拜大约还是个重义的人,要给这个马前卒一些赏赐,于是任命他为钦天监监副。杨光先并非贪图名利,只为了心中的信念与坚持。“西洋妖孽”已经伏诛,是时候离开朝堂,归隐田园了,于是婉言谢绝。

鳌拜有些不爽,以为杨光先嫌官小。但他要图谋大事,现在正是招揽人心的时候,忍了。然后大笔一挥,给了杨光先一个更大的官,钦天监监正——国家天文台台长,正厅级。

杨光先没办法,只得硬着头皮赴任。可是历法终究是关乎国运的大事。不能准确预测天象,轻则妖言四起,重则动摇国本。杨光先是文科生,数学终究不行。推算历法谬误百出,算错闰月也就罢了,居然一年定出两个春分,两个秋分。

观象台

1669年2月18日,在北京的观象台,耶稣和真主的门徒再次对决。来自比利时的传教士,汤若望的学生南怀仁,在实际推算观测中战胜杨光先。耿直的西方人,也终于学会中国人的政治智慧。不久以后,南怀仁以鳌拜党羽,列数杨光先罪状,上疏康熙。

杨光先最终死在回乡的路上。

康熙九年(1670年),九十六刻历重新开始推行,沿用至今。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用的农历。

风水祖师与宜昌天然塔

宜昌天然塔

陶珠路是宜昌以前最繁华的商业街,虽然杂乱,却也热闹。随着城市发展,陶珠路川流不息的行人,闹哄哄的吆喝与叫卖声渐渐跟不上城市的日新月异。所谓风水轮流转,几经改造,折腾得元气大伤。陶珠路兴旺不再,渐渐衰落。后来CBD崛起,聚拢了大批原来陶珠路的老商户,再后来万达又在东边插了一脚,人走茶凉,陶珠路再也没有了当年商业中心的气象。多年以后,金桥市场与三峡物流园对峙,又是一阵腥风血雨,阴谋阳谋迭出。火车东站兴建、东山大道BRT改造,庙嘴大桥修建……每一次大兴土木,总是伴随着地运扭转,有人兴,有人败。

地产界为什么会“迷信”风水?有时候明明实力雄厚,碾压对手,又占尽先机。可眼看他起高楼,眼看他宴宾客,眼看他楼塌了。斗转星移,冥冥之中左右着兴亡成败。

说起风水,宜昌还和风水学祖师爷郭璞颇有渊源。郭璞,晋代著名的文学家,训诂学家、博物学家、道学术数大师和游仙诗祖师。在术数渊源上,郭璞除家传易学外,还承袭了道教的术数学,传说其擅长预卜先知和诸多奇异的方术,是两晋时代最著名的方术士,后人推崇其为风水之鼻祖。在风水方面,世传《葬书》、《青囊经》为其遗作,是后世风水理论之基石。相传郭璞易术师从河东郭公,授青囊九卷,洞悉阴阳、天文、五行、卜筮之事。亦有传说郭璞系得青乌子所授,青乌子即东汉张天师。后来匈奴南侵,郭璞避祸江南,侨居夷陵。在宜昌修天然塔,筑尔雅台。

郭璞是历史上第一个给风水定义的人,他在《葬书》中云:“葬者,乘生气也。气乘风则散,界水则止。古人聚之使不散,行之使有止,故谓之风水”。所以才有了现在我们通常说的“风水”一词的称谓。后人都视郭璞为风水史上之鼻祖,推崇其为风水术的开山祖师。《晋书》中说:“璞好经术,博学有高才”,“古文奇字,妙于阴阳历算”,“洞五行天文卜筮之术,攘灾转祸,通致无方。虽京房、管辂不能过也”。从这些史书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郭璞在当时学术界的知名度和地位。

东晋戴洋六壬占

庾亮手迹

二十四史中,记载皇帝、将军,以六壬用于政治与军事决策的比比皆是。其中《晋书》中《戴洋传》记载戴洋作为军师,以六壬占卜,为辅国将军庾亮提供军事行动决策的史实,其记载非常详细。

东晋咸康五年(339年),庾亮趁石勒死后,后赵政局不移,意图收复北方领土。于是请求解任豫州刺史而改授给征虏将军毛宝,毛宝于是以监扬州江西诸军事、豫州刺史的身份与西阳太守樊峻领一万精兵守邾城。庾亮自己镇守武昌。

公元339年,阴历九月的某一天,武汉的天气还是骄阳似火的时节。庾亮安排毛宝领一万精兵去守邾城。经历一千多年,邾城现在是武汉新洲区的位置。毛宝临行前,庾亮叫来军师戴洋,大约是在战前会议上,有如下对话。

戴洋:毛将军这次去镇守邾城,会战死沙场,时间就在今年。近期会有敌军前来报仇,最好派兵远距离侦察巡逻。
毛宝:会发生在什么时候?
戴洋:五十日内。

毛宝听从戴洋的预测建议,把老婆孩子都安置在武昌。

同时,后赵的石虎对庾亮的军事行动非常愤怒,派手下将领五万人攻东晋荆州和扬州北部,另领二万骑攻邾城。毛宝于是向武昌的庾亮求援,庾亮认为邾城很坚固,再坚持一段时间不是问题,就没有及时派兵。庾亮和戴洋都在武昌,庾亮于是让戴洋以六壬起课占卜战局会如何发展。戴洋起得丁亥日寅将子时课,推断敌军必来,但在武昌这边不会讨到什么好处,会撤退。《晋书·戴洋传》中原文为:“十月丁亥夜半时得贼问,干为君,支为臣,丁为征西府,亥为邾城,功曹为贼神,加子时,十月水王木相,王相气合,贼必来。寅数七,子数九,贼高可九千人,下可七千人。从魁为贵人加丁,下克上,有空亡之事,不敢进武昌也。”

戴洋为庾亮所起六壬课,占于东晋成帝咸康五年,年干支己亥,公元339年12月3日,农历十月十六。小雪后9天,大雪前。月建亥,月将寅。

    空 常 阴 贵
    卯 丑 亥 酉
    丑 亥 酉 丁

    财 乙酉 贵 ⊙
    官 丁亥 阴 
    子 己丑 常

    朱 蛇 贵 后
    未 申 酉 戌
   六午    亥阴
   勾巳    子玄
    辰 卯 寅 丑
    青 空 白 常

按此课传,并无游都,“不见游都视天乙,临处还同都将推”。天乙贵人酉加干发用,故贼兵必来。“有时干上乘空者,正时加减不虚传”,正时子,地盘子上临寅,寅为七数,子为九数,故戴洋断曰贼多则九千人,少则七千人。天乙酉加丁发用,酉落空,丁克酉,冬占酉休囚,故断不敢攻武昌,不攻城而退。干为武昌,支为邾城,三传回还,干上贵人,自干传支,贼兵必然游走而掩袭邾城。末传丑加支克支,干上酉乘吊客,支上丑乘丧门,“丧吊全逢挂缟衣”,太常又主丧服,故三军皆服缟素,主帅战死。

后来石虎果然没有进攻武昌,转而去攻打邾城。张貉攻陷邾城,毛宝和樊峻突围逃走时在长江溺死,应验了戴洋九月的预言。

庾亮自邾城陷落后就因忧慨而患病,终于在咸康六年(340年)逝世,享年五十二岁,追赠太尉,谥文康。

另外值得一提的是,书圣王羲之当时也在武昌参与参庾亮军事,不知与戴洋关系如何!

《晋书·戴洋传》:
五年,亮令毛宝屯邾城。九月,洋言于亮曰:“毛豫州今年受死问。昨朝大雾晏风,当有怨贼报仇,攻围诸侯,诚宜远侦逻。”宝问当在何时,答曰:“五十日内。”其夕,又曰:“九月建戌,朱雀飞惊,征军还归,乘戴火光,天示有信,灾发东房,叶落归本,虑有后患。”明日,又曰:“昨夜火殃,非国福,今年架屋,致使君病,可因烧屋,移家南渡,无嫌也。”宝即遣儿妇还武昌。寻传贼当来攻城,洋曰:“十月丁亥夜半时得贼问,干为君,支为臣,丁为征西府,亥为邾城,功曹为贼神,加子时十月水王木相,王相气合,贼必来。寅数七,子数九,贼高可九千人,下可七千人。从魁为贵人加丁,下克上,有空亡之事,不敢进武昌也。”贼果陷邾城而去。亮问洋曰:“故当不失石城否?”洋曰:“贼从安陆向石城,逆太白,当伐身,无所虑。”亮曰:“天何以利胡而病我?”洋曰:“天符有吉凶,土地有盛衰,今年害气三合己亥,己为天下,亥为戎胡,季龙亦当受死。今乃不忧贼,但忧公病耳。”亮曰:“何方救我疾?”洋曰:“荆州受兵,江州受灾,公可去此二州。”亮曰:“如此,当有解不”?”洋曰:“恨晚,犹差不也。”亮竟不能解二州,遂至大困。洋曰:“昔苏峻时,公于白石祠中祈福,许赛其牛,至今未解,故为此鬼所考。”亮曰:“有之,君是神人也。”或问洋曰:“庾公可得几时?”洋曰:“见明年。”时亮已不识人,咸以为妄,果至正月一日而薨。

史上最牛X皇帝批文

朕就是这样汉子
朕就是这样汉子

雍正批田文镜折:朕就是这样汉子!就是这样秉性!就是这样皇帝!尔等大臣若不负朕,朕再不负尔等也。勉之! ——四爷好牛X哦 O(∩_∩)O哈哈~

皇帝不好当,尤其是清朝的皇帝,每天凌晨五点起床,晚上九点上床。作为帝国的CEO,工作强度那不是一般的高。据说雍正在位期间共处置各种题本192000余件,平均每年达14700件,亲自朱批41600多件奏折,有的批语,竟1000多字,比奏折本身内容还要多。他在奏折中所写下的批语字数达1000多万字。

虽然清朝皇帝职业素养很高,极少消极怠工。但毕竟也是血肉之躯,工作中有时候忍不住要和大臣微博互喷一下!其中就有这样一则,雍正批田文镜折:“朕就是这样汉子!就是这样秉性!就是这样皇帝!尔等大臣若不负朕,朕再不负尔等也。勉之”!

话说当年朝廷需从山东、河南两省买粮运往江南,江宁巡抚何天培和河南巡抚田文镜都上奏,说江南人不吃小米,要运就运小麦。而时任左都御史朱轼和时任户部尚书张廷玉说,小米煮粥也挺好喝的呀。雍正就照后者说的办了。结果山东运到江南的小米卖不出去。皇上给气得够呛,又不能说是自己错了,于是指责朱轼、张廷玉是在故意为难田文镜,并表扬田“实心办事”。

田文镜在奏疏中说什么我其实很笨的啊,买米那事我就是瞎说的啊,并不知道这么办才能办得好,要说好还是有赖于皇上的教导啊,这点小事就不用吏部奖励我了吧。

雍正这边收到田文镜的回折,估计马屁被拍爽了。又想起朱、张、年、隆的不上道,两相比较,一时兴起就写下了文首的朱批。大概意思应该是想说朕用人就是这样,赏罚分明。你们别老是想着骗我,我也就不会玩你们。只是不知道这封朱批是否还要交其他人过目,“尔等”只包括田文镜还是也包括其他喷他的人。不过把前因后果梳理清楚,雍正的反应似乎还是有点过激,也许正是因为“朕就是这样秉性”吧,不知当时田文镜收到如此朱批作何感想。

二十四衙门,明朝内廷设置和太监管理

二十四衙门

明代宦官有一系列的管理制度,包括选用制度、管束制度、奖赏制度、病老丧葬制度等。

选用制度。当时规定,凡自愿阉割要求成为宦官者,事先必须得到官府的批准。明代曾规定,一家有四五个孩子以上、愿意将其中的一个孩子阉割者,由相关部门登记造册,待收补之日选用,如果私自阉割,一经发现,课以重治,邻居知而不报者,一并治罪。但是,这一规定并未能严格遵行。从明代录用宦官的实际情况来看,除了按照规定报名就阉、候补收用者之外,朝廷还大量直接录用了那些未经报名起送而私自至京的自宫者。明代宦官录用事务的主管机构为礼部。但是,随着司礼监地位的不断提高,录用宦官事务逐渐由司礼监会同礼部办理,宦官机构在实际上已拥有相当的决定权。

管束制度。在明朝初年,明太祖明确规定,“寺人不过侍奉洒扫,不许干与政事”。除此之外,明廷还曾陆续制定了一些有关宦官管束惩罚的具体制度。宦官犯法,照例由司法机构逮问治罪。或下刑部狱,或下都察院狱,或下锦衣卫狱,并由法司议罪。为了惩治宦官在外犯法,明廷还特意强调了“有司”惩治犯法宦官的职权。对犯法宦官的惩罚方式,主要包括死刑、籍家、革职、革荫、降职、调斥、杖笞等。

明宣宗赐宦官银皿奖赏制度。宦官因功劳或因受到君主宠幸,除擢升官职外,其他奖赏方式还有赐金银、加禄米、赐免死诏、赐印记、赐敕旌励、赐祭赐祠、父母授(赠)官号、弟侄族人荫官授爵等。

病老丧葬制度。宦官年老有病,多退居京城内外各寺庙,供给柴米、冬衣、靴料,以颐享天年。宦官供职内廷期间,如患病可到安乐堂就治,病愈后销假继续供职。如果病故,则由内官监给棺木,由惜薪司给焚化柴,抬至凈乐堂焚化。地位较高的宦官死后,可以特旨赐葬并建造碑亭享堂。

明初,内廷宦官机构开始设立。明太祖统治期间,宦官机构及有关职官设置变动频繁,宦官数量不断增加,相关机构逐步膨胀。到洪武年间,明代宦官机构及职官设置已基本形成定制。明代的宦官机构,以“二十四衙门”为基本主体。二十四衙门包括有十二监、四司、八局。宦官除在内廷任职之外,还能出任各种外差使职。按照原来的规定,这二十四衙门主要只是在皇帝周围服役、为其生活服务的部门。但事实上,明代的宦官已经发展成为极其重要的政治势力,不但掌管了宫廷内有关饮食起居的一般事务,还控制了全国的军政要务。

司礼监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中的首席,也是整个宦官系统中权势地位最高者,司礼监“无宰相之名、有宰相之实”。明代历代擅政的宦官如王振、刘瑾、冯保、魏忠贤等,均为司礼监太监。司礼监的职权主要有三项,一是批答奏章,传宣谕旨,这是司礼监最重要的职权;二是总管有关宦官事务,司礼监不仅在各宦官机构中处于“第一署”的地位,而且实际上也居于总管、统领其他宦官机构的地位;三是兼顾其他重要官职,当时宦官系统的其他一些重要官职,如东厂提督、南京守备等,或专由司礼兼领,或为司礼外差,这也是司礼监职权的一个重要方面。御马监铜牌司礼监的第一项职权成为历史上宦官所拥有的最大权力,也是明代司礼监权势显赫的根本原因。

其他十一监是:内官监(主要掌管采办皇帝所用的器物,如围屏、床榻、桌柜等)、司设监(掌管卥簿、仪仗、围幙、帐幔、雨具等)、御马监(主管内府马政)、神宫监(掌管太庙及各庙的洒扫及香灯等)、尚膳监(掌管御膳、宫内食用和筵宴等)、尚宝监(掌管宝玺、敕符、将军印信)、印绶监(掌管古今通集库以及铁券、诰敕、贴黄、印信、图书、勘合、符验、信符等)、直殿监(掌管各殿及廊庑洒扫之事)、尚衣监(掌管皇帝的冠冕、袍服、靴袜等)、都知监(起初负责各监行移、关知、勘合等事,后来专门跟随皇帝,负责导引清道)。

宦官四司是:惜薪司(掌管宫中所用柴炭和二十四衙门、山陵等处内臣柴炭等)、钟鼓司(掌管皇帝上朝时鸣钟击鼓以及演出内乐、传奇、过锦、打稻等杂戏)、宝钞司(掌管造办粗细草纸)、混堂司(掌管沐浴之事)。

宦官八局是:兵仗局(掌造军器,包括刀枪、剑戟、鞭斧、盔甲、弓矢等各类兵器)、银作局(负责打造金银器饰)、浣衣局(该局是二十四衙门中唯一不在皇宫中的宦官机构,局址在德胜门以西,由年老及有罪退废的宫人充任)、巾帽局(掌管宫中内使帽靴、驸马冠靴及藩王之国诸旗尉帽靴)、针工局(负责制作宫中衣服)、内织染局(职掌染造御用及宫内应用缎匹绢帛之事)、酒醋面局(掌管宫内食用酒、醋、糖、浆、面、豆等物)、司苑局(掌管宫中各处蔬菜瓜果及种艺之事)。

可见,明代宦官的组织机构和职权都达到了最高点,职权已渗透到社会生活及宫廷生活的各个方面,二十四衙门已大大超过了明代以前宦官组织机构的规模,但是,明代宦官的组织机构绝还不仅仅限于这二十四衙门。在二十四衙门以外,明代宦官还拥有相当多的组织机构。如内府供用库、司钥库、内承运库、广盈库、广惠库、广积库、御酒房、御茶房、牲口房、刻漏房、更鼓房、盔甲厂、林衡署、织染所、安乐堂等。

明代的宦官人数到底有多少,史书上并无明确记载。但从整体上讲,随着时间的推移,明代政治的日趋腐朽,宦官的人数呈急剧增加的趋势,由明初的数百人发展到明末的数万人(一说七万人,一说十多万人)。比如在正德十一年(1516年)就一次录用自宫者3000多人,从万历元年至万历六年之间,两次从自宫者中就录用了6000多名宦官。

历代宦官都没有什么学问。明朝也不例外,如大宦官刘瑾就是个文盲,魏忠贤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。但明朝的宦场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:宣宗时设立了内书堂,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宦官学校。宦官学校收容了十岁以下的学生两三百人,司礼监总督任校长,学长由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,请翰林院的学士来教导学生。宣德四年(1429年),具有小学士头衔的礼部尚书陈山担任教师。学生所研读的课本是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孝经》及《四书》、《千家诗》、《神童诗》之类。评定成绩的标准是以背诵能力和字体的工整度。成绩特别低劣和犯规者,由老师登记在成绩表上交给总督。明朝第一个开始专权的宦官王振就出自内书堂。